进入专题： 行政行为 明显不当 唐慧案 。
{3}也是晚清政府最大投资近代民生工程落户武汉的标志。 三、赘言 宪政研究，当然难离人物。
而近代工业化强调的是西方科学技术普世应用和市场自由化，企业管理的民主法治建设恰恰是实现之的唯一路径和保障。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借宫款维持。日本学者中村义在谈论盛宣怀主持汉冶萍时说，在清末的政治史上，盛宣怀仅仅是靠着一点与列强的联系来维系着个人气息奄奄的政治生命和企业生命，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浮在大清国表面上的巨大泡沫而已。厂方任意地延长劳动时间，酷热季节仍要作满12小时。规定铁路所需铁轨均购之于汉厂。
他们若打算将工厂办下去，则不挂一洋旗，不由一洋商出面，亦难成或必败。在大冶铁矿，还雇佣童工，工人中多童子，年仅十龄者，肩土一担，得钱二文。曾经是伊拉克临时政府《过渡行政法》(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 (TAL))起草委员会法律顾问之一的纽约大学法学院Noah Feldman教授认为外造宪政主义(imposed constitutionalism)在早期德日制宪中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在晚近诸如东帝汶、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制宪过程中面临着人民自决权 (self-determination) 的强烈影响。
中国台湾地区宪法学家陈慈阳教授系统阐释了德国宪法学说上宪法核心的概念，在他看来，宪法核心是指以人性尊严与以人的基本价值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宪法秩序，以及为了保障此秩序所必要的诸如法治国家、权力分立、正当法律程序与社会国原则等宪法基本原则。[38] 同时，从凯尔森纯粹法学派的角度来看，基本法第79条和第26条也形成了一个效力层级体系。当修宪条款本身被修改时，修宪条款本身的拘束力被破坏殆尽，宪法内核被侵蚀的可能性就会迫在眉睫，其后果极有可能是宪法的自杀行为，在这方面大陆法系的宪法学说应该深刻吸取魏玛宪法第76条本身被修改之后惨遭破坏的教训。涂云新，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挪威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国际法硕士。
二、宪法修改限制理论的功能导向——宪法核心之保障 （一） 宪法核心的概念内涵 宪法核心（Verfassungskern）有时也被称为宪法核。成功的革命显示，成文宪法至上存在着更高的法原理，依据该原理，根据革命而应该承认日本宪法具有效力。
[45] [日] 芦部信喜著，林来梵等译：《宪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页。[5] [德] 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关于宪法核心理论还可参见奥地利学者的论述，Peter Pernthaler, Der Verfassungskern Gesamtaenderung und Durchbrechung der Verfassung im Lichte der Theorie, Rechtsprechung und europaeischen Verfassungskultu, Wien: Manz, 1998. [19] 龙晟：《宪法核心理论刍议》，《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2] 日本名城大学（Meijo University Nagoya）教授Hisao Kuriki肯定了德日宪法中的所谓宪法核心理论（Der Kern der Verfassung）参见Hisao Kuriki: Die Theorie der Verfassungsentwicklung, im Verfassungswandel,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 Vortr?ge für deutsch-japanischen Symposien in Tokyo 2004 und Freiburg 2005, Berlin: Duncker Humblot, 2010. S.14. [3] 德国古典宪法学说代表性人物Georg Jellinek曾著有《宪法修改和宪法变迁》，参看Georg Jellinek, Verfassungs?nderung und Verfassungswandlung, Berlin: O. Haring, 1906. 该书专门探讨宪法修改的界限问题。
正如中国著名的比较宪法学家王世杰和钱端生先生所言，宪法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实际上，都不含有不可变性。其条文为国际法、联邦法的组成部分国际法的一般规则构成联邦法的组成部分。其二，从实证国际法的角度看，波茨坦公告限定了日本的战争权限，日本对该公告的接受表明日本愿意履行其国际法义务。它们优先于各项法律并对联邦领土内的居民直接产生权力和义务。
因此修宪权只是一种在保持宪法的条件下、按照宪法律规定的程序做出变更、补充、增删的权力，而不是一种制定新宪法的权力。第三，修改修宪条款，即使是在国民投票的情况下为之，都会导致修宪权侵入制宪权，若修宪条款本身可以被变更，则这种变更就极有可能导致先前制宪权行使的意义被后来的修宪权抛弃或者置换。
[13] [日] 山下威士著，[日]，真水康树：《8月革命说与4月制定说——日本国宪法是何时制定的？》，《北大国际法与比较法评论》2010年第10期。人权与国民主权共同立足于个人尊严的原理之上成为了近代宪法的本质与理念，修宪权不能变更宪法之根本规范的人权原则。
由此可见，日本现任内阁推动修宪的目的在于通过修改《日本国宪法》第96条来最终修改其宪法的第9条。循着凯尔森纯粹法学的观点，宪法之修改只能经过严格的修宪程序为之，且修改的界限在于维护和贯彻基本规范蕴含的法价值和法理念。一、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 在宪法修改有无限制的理论争议中，学界存在着无限制说和有限制说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而波茨坦公告可以被视为1945年制定的《联合国宪章》的准备文件（Travaux Préparatoires），而日本接受《联合国宪章》并成为其一员，这就意味着日本仍然受到相关战争权条款的国际法约束，从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宪章第51条之自卫权条款并不适用于日本。[49] 李浩培：《强行法与国际法》，载《李浩培文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44] 日内瓦第一公约在考虑到经由武装冲突而导致战争状态进入的情况时指出：本公约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间所发生之一切经过宣战的战争或任何其他武装冲突，即使其中一国不承认有战争状态。
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在功能上便有义务去维护这些国际法律价值，任何关于宪法的修改都不得减损或者消灭这些国际法律价值。二前項の目的を達するため、陸海空軍その他の戦力は、これを保持しない。
[33] 陈慈阳：《宪法规范性与宪政现实性》（第二版），台北：翰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8页。宪法修改的物理边界在于基本法第79条第三款，根据该修宪条款，基本法第1条和第20条不得通过修宪程序予以变更或者减损。
[30] 在笔者看来，宪法修改限制理论在两个方面为宪法核心的实证化提供了法理支持和理论路径。[23] 在新近的里斯本条约案[24]判决中（Das Lissabon-Urteil），德国联邦法院仍然借助了不可变更的宪法核心所捍卫的民主原则（Demokratieprinzip）来判断里斯本条约和联邦德国条约批准程序法是否与德国基本法一致。
考察德国和日本的制宪思想，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德国基本法》第79条还是《日本国宪法》第96条都设计了一种修宪正当性较高的国民投票制，其思想基础在于近代自然法学派所主张的根本法（lex fundamentalis）、近代立宪主义的宪法思想和有关主权与代表的学说。[20] 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其中，宪法修改的无限制理论的立论基础主要在于国民之主权不受限制，故宪法的修改亦无限制，这种理论看似具有强大的理论说服力，实际上忽略了制宪与修宪的区别，当宪法的修改逾越了修宪权的权能范围后，修宪权就代替了制宪权，修宪活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成为一种披着修宪外衣的制宪活动。从历史、逻辑上明确宪法至上的意义内涵和价值内涵。
这种放弃战争的政治原则通过日本宪法的实定化已经转变为日本宪法中的和平主义原则。然而学界对于外造宪法的观点和看法却不尽一致。
[27] 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至于基本法第1条第三款则是为了确保第一款和第二款成为一个相互连接密不可分的宪法价值约束德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
[50]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rticle 53, Article 64, May 23, 1969, 1155 U.N.T.S 331, 8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679 (1969). [51] Marc Bossuyt en Jan Wouters: Grondlijnen van internationaal recht, Intersentia, Antwerpen enz., p. 92. (2005); Prosecutor v. Furund?ija,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2002, 121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213 (2002). （全文完） 进入专题： 宪法修改 修宪限制 宪法核心 德国基本法 日本宪法 实证主义 。[9] 同上，陈慈阳书，第27页 [10] 同上，陈慈阳书，第28页。
《日本国宪法》第9条第二款的规定还关涉到日本自卫队合宪性的争议。《守护宪法 60 年》，第 159-162 页。1941年8月14日《大西洋宪章》决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恢复和平秩序，开启了建立侵略国的非军事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国际努力。循此，本文将论述的主轴线置于宪法修改与宪法核心所保障的根本价值上来，通过阐述大陆法系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来澄清经由修宪而实施宪法中的理论困惑。
三、修宪限制理论在德日宪法修改中的应用 一九四九年德国基本法与一九四六年日本国宪法在战后国内法律秩序重建的语境中被称为外造宪法(Externally Imposed Constitution/aufgezwungene Verfassung)[32]。[43]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第一公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公约》（Geneva Convention I）。
[6] Hans Kelsen, Reine Rechtslehre, Wien: Franz Deuticke, 1960, S.229. [7] Horst Ehmke, Grenzen der Verfassungs?nderung. Duncker Humblot, 1953. [8] Horst Ehmke, Grenzen der Verfassungs?nderung. Duncker Humblot, 1953, S.92. 其中文翻译参考陈慈阳：《宪法规范性与宪政现实性》（第二版），台北：翰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6页。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不仅界定了修宪行为本身的限度，同时最终在于保障不可变更和不容侵犯之宪法核心，这也正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证主义宪法学说努力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宪法学者也受到了德国和日本修宪限制理论的影响。
他们对于宪法修改界限的理由主要基于四点考量：其一，权力的层级结构。笔者认为其理由有二：其一，从实证宪法学的角度看，日本国宪法第9条之核心内涵在于维护和平主义原则而该原则在任何时候（包括武装冲突的状态下）都不得被减损。
